今年7月,暴雨、疫情轮番搅动,导致国内部分经济指标有所下滑。
数据显示,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低于前值8.3%和预期7.9%;剔除基数效应,两年复合增长5.6%,低于前值6.5%,连续三个月下行,但高于2019年、2020年同期增速。
“7月生产延续回落趋势,短期下行幅度较大或与限产、暴雨洪涝等因素有关。7月山东等多省严格限产下,粗钢生产两年复合增速0.9%,较6月大幅回落2.7个百分点;同时,河南、长三角地区暴雨洪涝灾害,也影响局部地区生产活动。”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指出,从累计来看,主要宏观指标仍处在合理区间,经济总体延续了恢复态势。
“从下半年来看,去年经济受到疫情影响,整体趋势是前低后高,今年受基数影响,全年来看主要经济增速会呈现前高后低的状况。从今年上半年情况来看,两年平均增速总体上保持加快态势。今年上半年经济两年平均增长5.3%,比一季度加快了0.3个百分点,说明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付凌晖表示。
在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奇霖看来,经济减速对应着部分行业的政策压力有一定的缓释空间,利率下行和经济周期的弱化,意味着专精特新等制造成长板块可以继续布局。
综合来看,下半年我国经济仍然会保持稳定恢复的态势,主要宏观指标会保持在合理区间,发展质量会继续提升。
结构明显改善
事实上,工业生产和投资的下行压力早已有了预兆。
此前公布的官方制造业PMI显示,7月PMI为50.4,较6月份下降0.5个百分点,下行幅度超出季节性规律。
在赵伟看来,生产的明显降速显然受到了疫情和洪涝的影响。疫情反复使得企业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强,而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对企业来说更好的选择是走一步看一步,这对制造业企业投资及生产都有一定影响。
不过,在李奇霖看来,除疫情和洪涝以外,有些影响工业生产的长期内生性因素也需要关注。
“内生的冲击主要是经济运行几个突出的矛盾一直没有完全解决。比如缺芯、缺电、缺钢、运费高、原材料价格高等问题制约工业生产,比如制造业投资、消费等后周期动能偏弱,再比如房地产投资和出口等支撑动能持续性不强等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李奇霖表示。
比如,夏季气温走高,各地用电需求明显上升,煤炭价格高涨和电厂煤炭库存不足影响了火电的供给,目前看,煤价高企、煤炭供应不足的压力短期内无法缓解,或有可能会影响到冬季发电。同时,“双碳”目标下的粗钢钢材减产措施对钢铁生产有压制。7月生铁同比下降8.9%、粗钢同比下降8.4%,钢材同比下降6.6%。这也是影响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原材料价格以及运费价格依旧是压在制造业投资身上的两座大山。7月PPI同比增长9%,同比走势再度上扬。同时,PPI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差值达到了11.7个百分点,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高。
“全球经济整体上在复苏,市场需求在增加;主要原材料生产国由于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对大宗商品的供给偏紧,特别是国际航运的运力紧张,国际航运价格在上涨,也推动了相关商品价格保持高位;同时,由于部分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刺激和货币流动性,财政刺激的力度比较大,市场流动性比较充裕,加大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所以从近期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仍会持续。”付凌晖表示。
需求端的不确定性以及成本端的压力也抑制了制造业企业投资扩产。当前,PMI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在手订单等在7月都出现了下滑,需求端面临压力,这也会影响工业生产。
不过,一个利好是,在政策的支持下,新发展格局构建持续推进。生产领域保持恢复,1-7月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9个行业同比实现增长,其中27个行业同比增速超过10%。分配领域利润和收入较快增长。
高技术制造业的投资依旧在扩大,1-7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0.7%,两年平均增长14.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7.1%、8.8%。
高技术制造业中,有需求支撑的比如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46.9%和34.9%,表现亮眼。
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赵伟看来,过度强调经济下行压力,是对于我国经济形势的错误理解。当前,在结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的换挡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近些年来,经济增速换挡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优化一直在有序推进。
比如,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二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8.4%,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这也意味着即使面临着疫情的冲击、外部的压力,国内制造业通过技术改进、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依然能够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当前,越来越多的产业或公司,开始走出独立于总量经济的结构逻辑,开始成为全球顶尖的企业。近年来,资本市场的演绎,也是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方向密切相关。
事实上,转型背景下,宏观政策大多都是服务于结构转型逻辑,包括诸多产业政策的引导、财政金融政策的配合等等。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宏观调控政策,结构性的工具用得也远比以前更多。
“预计后续货币定向宽松会体现出更多结构性的特点,比如对小微企业的流动性支持政策还会延续;碳排放支持工具可能会形成新的低成本、长期限的金融机构流动性支持工具,助力双碳目标;同时对信贷增长缓慢地区加大再贷款的投放力度,这既是为了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问题,也是因为部分地区融资快速收缩需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李奇霖表示。
同时,他预计,未来财政将更加积极一些,专项债供给扩容,项目投放也会加速,市场对基建的下行预期也会有修正,货币政策将维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面对复杂局面,下阶段我们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深化改革开放、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做好民生保障,促进经济稳定恢复,推动高质量发展。”付凌晖表示。